我的財訊iPhone客戶端 | 財經股票網址大全 | 添加到收藏夾

有些人在生態學意義上獲得成功,是因為累積性的文化適應

20-01-22 17:04    作者:一只花蛤    相關股票:

文/姚斌

形成本文的藍本來自《人類的價值》。該書作者羅伯特·博伊德是一位文化進化論者,他認為,人類之所以能夠適應各種不同的環境,并解決各種問題,主要依靠的不是個人智慧,而是“累積性的文化適應”, 以及更長時間維度下,不同文化之間的達爾文式的自然選擇過程。這里的“文化”是指各種社會規范和道德價值。而“累積性的文化適應”是指在長期狀態下將一方的行為進行調整,與另一方文化如思想、傳統等相適應。

如果說價值投資已經成為一種文化,那么為什么有些人能夠在生態學的意義上于價值投資領域取得廣義上的成功,從而超越其他人?其中的關鍵因素就是“累積性的文化適應”。累積性的文化適應對學習的精準度非常敏感。并且,累積性文化適應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只有不斷的在原有的基礎上緩慢的改進,才能夠發展出新的適應能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價值投資并非是一件立竿見影的事,它需要一個漫長的漸進過程。在累積性的文化適應中,一是“模仿”,一是“規范”。

“模仿”

模仿就是模仿學習,這是最常用的學習方式,模仿就是模仿那些已掌握了有用的“秘訣”的人。比如,在價值投資中,像巴菲特、芒格那樣偉大的投資者就很容易成為模仿的對象,因為他們已經掌握了價值投資有用的“秘訣”。

有些人總是認為,價值投資不適合中國。言外之意就是,中國不具價值投資的環境。然而,他們不知道,人類在進化過程中不斷學會以文化的方式來適應環境,并不斷積累那些對生存至關重要的信息。同樣的,適應環境的能力不論好壞,終究讓價值投資者成了一種獨特的物種。幾乎所有的物種能夠在生態學意義上獲得成功,皆源自環境適應性。比如,在2016年之前很長的一段時間里,A股市場在那時或許真的“環境”很差,然而一些價值投資者卻依然做得非常出色。

價值投資者在適應環境方面與其他人并無二致,無非是適應得好一些。但就是這個“好一些”,卻使得價值投資者這個“物種”最終脫穎而出。價值投資者在適應環境時,所采用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方式是通過基因的變異來適應環境;一種方式是通過行為的變化來適應環境。

對于第一種,正如塞思·卡拉曼所指出的,價值投資具有“遺傳基因”,這種基因就是變異而來的。塞思·卡拉曼很早的時候就說過,他有價值投資的基因。當市場開始下跌時,很多人驚慌失措反應過度?!拔铱梢蕴谷粦獙?,而很多人處于和人類本性的斗爭折磨中?!本哂袃r值投資基因的人就像少數果蠅。大多數果蠅都會向光,但只有極少數果蠅不向光一樣。如果是向光的果蠅天性就會以身撲火,但是不向光的果蠅卻不會。

對于第二種,成功的價值投資者總能學會靈活調整自身行為以適應環境,因此,他們總能迅速地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并能在多種類型的“棲息地”中生存。學習本來就存在于個體層面??棾缠B沒有見過同類如何筑巢的情況下也能建造出非常漂亮的巢穴,但它們剛開始時肯定做得不是很好。隨著經驗的累積,其筑巢的“手藝”會得到改進。價值投資者的學習過程與此相似。

雖然聰明和智慧使得價值投資者能夠適應更多類型的環境,但還不至于讓他們聰明到能夠以個體的方式來解決證券市場中面臨的所有適應性問題。價值投資者之所以能夠在不同環境中掌握需要的所有知識和技能,是因為懂得從他人那里獲取有用的信息。在向優秀的投資者學習這個方面,他們要比其他人做得更好,甚至在不了解對方初衷的情況下也是如此。這種心理機制使得價值投資者累積了極為豐富的適應性信息,其實力遠遠超過了個體的創造能力。對于價值投資者的適應能力來說,累積性的文化進化是非常關鍵的驅動力。如果他們未能通過文化的方式來適應環境,那就不會成為一個獨特的“物種”。

價值投資者在習得進程中,具有卓越的認知能力很關鍵。如果沒有卓越的認知能力,就無法進行適應性創新。在楊天南翻譯的《巴菲特的第一桶金》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一點。該書敘述巴菲特1986年的三只主要持股與1970年的三只主要持股,在這期間的變化,將一手不好的牌換成一手好牌,就是一種適應性創新。

在生命的發展史上,很多重大的創新只出現一次。同樣的,在價值投資史上,最重要的創新也只發生在本杰明·格雷厄姆身上。因此,查理·芒格曾說,投資并不需要新思想。這是因為格雷厄姆已經完成了創新的使命。真正的創新并不容易,一些小概率情況下才會出現的環境條件使創新得以進化,這是創新的偶然性;而創新的優勢使其能夠被廣泛傳播,這又是創新的必然性。如果格雷厄姆沒有經歷過罕見的大蕭條,難言他就能夠發展出價值投資理論。而如果價值投資不具顯著的優勢,也難言會得到廣泛的傳播。

成功的價值投資者會通過環境線索來推斷環境狀態。比如,如果證券市場在某一時候處于極度悲觀的人很多,他們就可以借此推斷出彼時正是進入投資的最好時機。如果證券市場在某一時候處于極度樂觀的人很多,他們就可以借此推斷出彼時正是退出投資的最好時機。但是,普通的投資者往往無法準確推斷出在最優行為的情況下決定該如何行動,因此他們通常都會采取“賭一把”的行為。

只有成功的投資者會表現出最優行為。如果最優行為比較容易學習時,個體在投資決策時會常常忽略;只有當最優行為比較難學時,大部分個體才會選擇模仿。但是,必須注意避免受到學習對象的欺騙。許多表面上投資、實際上投機其實極具欺騙性。實際上,在一個緩慢變化的投資環境中不斷解決難題,這才是價值投資者進化的本質。

因為學習常常會遭遇一些錯誤,而這些錯誤會弱化那些復雜的適應性特征所起的作用,所以大部分“學生”都達不到其“老師”的水平。于是,我們很難看到普通的投資者能夠超越頂級的投資者。但是,如果有極不尋常的“學生”超越了其“老師”,那么累積性的文化適應就出現了。巴菲特和芒格就是最好的案例。這是一種情形。還有一種情形,由于獲得文化適應性并不容易,單靠個體學習無法掌握。只有當個體愿意接受周圍人的行為時,這種文化適應性才會起作用。

模仿是一個不錯的策略,即便不理解他人為什么要那么做。不過,如果環境發生了變化,或者違背了相應的因果關系,模仿也會帶來不良后果。當然,在大部分情況下,模仿都會帶來比較好的結果。在這里,所謂的模仿都必須是高精準度的模仿,如果只是低精準度的模仿,那么無效的可能性會增大。

“規范”

假如要成功地模仿,那么就需要“規范”。在文化進化論中,所謂的規范,規范的是普世價值。但在這里,規范是指遵守基本原則。也就是說,只有遵守基本原則,才能直抵價值投資的核心地帶。

在人類社會,違反規范會受到嚴厲的懲罰。由此會激發道德情操方面的基因進化,所以人類社會比其他靈長類動物更愿意遵守和執行規范,也更少為違反規范而付出代價。在證券市場,違反投資基本原則受到“嚴厲的懲罰”就是經常性地遭遇“失敗”,從而造成嚴重的損失。造成“失敗”的原因指的是違反了投資的基本原則。

沒有人會喜歡失敗,但“失敗”機制卻可以使許多行為穩定下來,因此規范具有進化上的穩定性。知道哪些規范是穩定的,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當下的各種可能性;但未來會怎樣,并不能由此而得出結論或作出預測。比如,我們都知道價值投資的三大原則:買股票就是買公司、永遠追求安全邊際、正確對待市場波動。這三大原則具有穩定性。如果運用這三大原則進行邏輯推斷,就可以得知投資是否成功的可能性,至于最終能否勝出還與環境的確定性和隨機性有關。

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提出只要滿足三個條件,自然選擇就會促成累積性適應行為:生存競爭,以使部分個體得以繁衍;變異,以使某些類型的個體在繁衍事物上遠超其他類型的個體;變異的遺傳性,以使子女與父母相似。這三個條件同樣使用于價值投資。規范能起到激勵作用,能使大量的行為穩定下來。通常,這些激勵作用可以讓投資者之間的規范差異得以穩定維持,即使某些投資個體與投資群體的觀念都在不斷變化。這就意味著,隨著時間推移,投資者之間的規范差異會日趨穩定,哪怕投資群體產生分裂,其個體也會與群體保持高度的相似性。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不管是價值型投資者,或者是禿鷲型投資者,抑或成長型投資者,他們都會保持著高度的相似性。

投資群體占主導地位的規范和價值觀決定了其群體將如何生存與發展。那些能夠幫助投資群體生存下來的規范會被更廣泛的接受;那些能夠促進擴張,降低被模仿的難度,吸引更多的人的規范會得到進一步增強;而那些不能促進發展的規范則不會得到增強。因此,選擇在殘酷的市場環境下能夠生存與發展的規范,對于投資者而言極其重要。規范對投資群體的生存會產生不同的至關重要的影響。即使價值投資群體之間也會存在持久性的文化差異,這些差異必然會對投資群體的競爭力產生影響。失敗的群體會被勝利的群體所替代。不過,成功的投資群體的信念可以通過各個渠道被傳播到不太成功的投資群體中,使得失敗群體中的某些個體被同化。投資群體的選擇是一個相對緩慢的過程,有賴于長期存在的投資群體之間競爭。

規范不僅深刻影響了投資者,也會深刻影響了投資者所關注的公司。我們必須清楚,規范能夠對公司的行為進行調控,以此在公司的進化過程中發揮重要的作用。例如,不同公司在文化上的差異是不言而喻的。有些公司規范能夠促進自由創新,而有些公司規范則很保守和官僚。因此,一旦某些文化差異深刻影響了公司的生存和發展,并使公司成為其他公司的模仿對象,那么文化的群體選擇就會對當下同類公司都產生了影響。有利于群體生存發展的規范會得以傳播,從而讓有些群體更具競爭力。

群體選擇將促進規范的形成,但許多規范轉變并不是群體間競爭的結果。在大規模群體中,等待規范轉變的時間會相當漫長。同時,規范的轉變也是可逆的。朝某個方向轉變要比往相反方向轉變更容易,每個群體內部最終都會反復發生多次轉變。群體越大,錯誤率越低;同時,在規范轉變發生之前,等待的時間也會越長。據于此,我們不能苛求一家公司的規范在很短時間發生明顯的變化。

不管是投資者,還是公司,任何生態學意義上的成功,都離不開文化適應性的進化這一最基本的因素。對于個體而言,應對復雜環境的能力遠比個體的創造能力更重要,這是漸進的文化累積過程所帶來的結果之一。文化使人類進化出高度精細的適應能力,徹底改變了人類的生存方式和發展方向。文化還使我們進化出復雜的、具有高度合作性的、完全不同于其他生物的社會制度。這些同樣適用于價值投資者。如今,那些成功的價值投資者確實已經進化出高度精細的適應能力,使得他們能夠游刃有余地應對證券市場的復雜性和隨機性,使得他們完全不同于大部分平庸的投資者。


 
聲明:本文內容由原作者博客的RSS輸出至本站,文中觀點和內容版權均歸原作者所有,與本站無關。點此查看原文...

我要評論

(200字以內)

刮刮乐山东大奖 广西体育彩票11选55 雷老虎最稳四肖选一肖 准确一期一码 黄大仙六肖期期准免费 安徽快3走势图 新疆11选5 安徽11选5前三最大遗漏 不怕连挂的倍投 新疆11选5开奖结果查询 宁夏11选5彩票软件